根据财政社会学的观点，税收代表着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个体间的联结方式，相应地体现了一种与其他财政汲取方式不同的社会整合理念和手段。
税收在社会整合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税收制度特别是直接税制可以通过累进税率来对不同收入阶层进行选择性激励，从而促进利益平衡。现代税收立法为各群体沟通协调提供了平台，税法调整过程中的利益博弈和妥协本身具有深刻的社会整合意义。而且，税收有利于激发公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对政府形成强大监督力量。
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国从延续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20世纪上半叶，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之下，我国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此时，实现国家统一与独立成为当时最迫切的任务。针对危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整合方案，党在这一时期的税收思想蕴含在其中。
具体来看，党成立之初的税收基本主张是，彻底废除代表着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赋税制度，同时建立一种量能负担的、体现全社会公平正义的新型税收制度。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关税自主，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封建性质的田赋、厘金及一切苛捐杂税；建立累进税制。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党在特别艰难的条件下仍将上述税收主张付诸实践。特别是“统一累进税”推行，将农业、工商业等所有从业者纳入同一个经济收入标准来衡量，通过累进税制以实现税负公平承担。在这一时期，党的税收政策是党赢得广泛社会支持的重要手段。
新中国成立后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税收在调控国民经济、改造社会关系、协调政企关系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运用税收手段回笼货币，抑制物价，有效稳定了经济秩序，促进了国民经济迅速恢复。过渡时期，利用税收手段促进了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税收作为能够兼顾政府计划与企业单位积极性的调节手段，在促进国营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强化政府对企业生产经营的监督，保障财政收入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改革开放后，党的税收工作指导思想相应发生了重要变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组成部分，与货币金融政策等一起，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杠杆。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收入差距和社会分化现象，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一系列手段进行收入调节以促进分配公平。例如，1980年出台主要针对在华外籍人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1986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通过累进税制进行收入调节。1993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全国个人所得税制实现统一。
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焦点在经济领域，经济改革为中国带来的最深刻变革，是生产关系、社会组织形式与交往方式的历史性变迁。相应的，党的财政与税收思想有了新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在此基础上，需要更好地发挥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在这一功能定位下，近年来我国税收改革和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税收在界定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营改增全面推开，更大规模减税降费，以及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更好地发挥了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二是税收在调节国家社会关系方面的作用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实践表现出了更加鲜明的包容性、普惠性和回应性，在政府、企业和个人间利益分配关系的处理中，注重让利于市场主体和居民个体。三是税收在优化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的作用进一步突出。一方面明确中央在财政事权确认和划分上的决定权，另一方面，建立中央与地方间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等税收改革，成为关系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从党的百年历史看，税收自始至终都在社会改造、协调和整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税收是各群体利益冲突竞合的重要领域，税收也是党调和各群体利益的重要工具。因此，应运用包括税收在内的政策工具，取得社会各群体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将全社会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注：本文系国家税务总局2024年度税收科研课题“建党百年以来党的治税思想创新发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
来源：中国税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