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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意思

这句极好，既可见光阴推移，又可见小虫生意，虽有岁逝之忧，却不失农桑之乐。
蟋蟀声起，让时间回到三千年前：
武王八年深秋，伐耆归来，王与周公、召公等饮至于文太室，载炙载酒，慷慨乐之。此时一只蟋蟀跳进堂来，周公看见火光处呲?}呲?}的蛐蛐儿，端着酒杯，若有所思。于是作诃一终曰《蟋蟀》：
以上出于清华简《耆夜》，讲武王伐耆归来，在文庙举行“饮至”礼，武王同毕公、召公、周公等人饮酒作赋的场景。其中周公在宴会正酣时作了一首歌诗，取名《蟋蟀》，委婉的提示众“君子”不可耽于逸乐，要有所戒惧。这是迄今见到的有关先秦“诗用”最早的记载，而其中的《蟋蟀》诗，似乎将《唐风·蟋蟀》的创作时间拉到了西周早期，到底是不是这样呢，且看今本《诗经》里的《蟋蟀》:
今天看到的《蟋蟀》，是一首韵律极偕的四言诗，其大略的旨意是说蟋蟀在堂，年月无多，不可更蹉跎，须有所振作。这样的诗，将那些世路风霜啊，艰难曲折啊都淡化了，所以在人读来，即便有万分感慨，相必也不会太失落。
但是对这首诗的解释，历来有异议。比如《诗序》，认为它是一首风刺诗，刺晋僖公“俭不中礼”。“俭”本是好德，何以刺之，这里是埋怨晋君俭的过度了，想让其加以娱乐。乍看之下，《诗序》的解释似乎莫名其妙，可实际上不算离谱，我们看现在有那么些人，日子过的挺紧巴，旁人就耻笑他，但他其实是存了很多钱的。且不说《诗序》的观点是不是唯一正确，但可以藉此知道它作这个“刺俭”的说，也可能是有所本的，因为周代的贵族引诗、赋诗的很多，同一首诗在不同时代、不同场合，其陈述的对象、表达的含义是有差别的，况且《诗序》还把“俭而有礼”的风气渊源到陶唐时期。
再看另一个解释。《左传·襄公廿七年》:晋国执政卿赵孟去宋国参加“弭兵之会”，返晋时途径郑国，郑伯在陲陇这个地方招待了他，“陪同”接待的人有郑国的七位大夫。按照当时宾客的礼仪，要“赋诗言志”，赵孟让七位大夫各自赋诗，“以观七子之志”。大夫各自赋诗，其中印段赋了《蟋蟀》，赵孟听了赞叹道:“好啊，这是保家的君子，我有望矣。”（注:能戒惧不慌，所以保家。）春秋时期，一个大夫，能保其家邦并使蕃昌，才可称得上是善。赵孟这个人，也是非常有品质的一个人，他从诗中听到“保家”的声音，对印段抱有厚望。
宴会结束后，赵孟和叔向交谈，叔向说:“伯有（名良宵）恐怕要第一个灭亡了，其余都是可以传承数世的大夫。印段大概是倒数第二个灭亡的吧，因为欢乐而有节制。欢乐而能安定百姓，所以后亡，不也是可以的吗。”由此评语观之，春秋时的赋诗“言志”，他不是那么简单的唱和，既然要发，自然不能有所隐瞒，诗的背后，有一种庄敬的情绪在。而观“志”（诗也叫“志”）的人，说一个人要灭亡的话，这也不是什么招人唾骂的事，反而是一种厚道的交往方式。为人处境忧虑，在人可以戒惧，在己可以加勉，何不堪之有？《蟋蟀》，大概就是教人戒惧的吧！
在《春秋》还没有焕出“意义”的时候，正是诗活跃的时候，诗里有王道荡荡，有悠悠风化，有关乎那个时代不可磨灭的印象。襄公二十七年可谓多事之秋，此时晋国已拥有左右诸侯的力量，中原的几个小国不停地奔走于晋、楚之间，战争的阴霾令大夫们朝夕惶惶，寤寐不安。想想这年的“弭兵”事件，当初宋国发起“弭兵”计划的时候，晋国果断的答应了，在这个过程中，晋国主动摆出和平姿态，不啻为一个“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但“弭兵”的结果，只是把各国藏在兜里的锥往里挪了挪而已，并没有真的实现和平。虽然，不能说这件事情没有丝毫意义，如果说有，我想就是在古人看来，和平尚且可以捉摸，而在今天已经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古人靠一己之力呼唤和平，人们并不因为事情难做就不去做。做，是一种德义；不做，是一种罪恶。但真要消弭兵事的时候，有人就对他非议，这也没什么不对，毕竟谁都不傻。只是无奈了那些小国，在风云变幻的春秋乱局中生存下来，洵属不易。一个邦家尚且不得保全社稷，何况一夫之家呢？如赵所说，印氏这一家族是会随着国家的盛衰而升降的。
以上是两种不同的诗旨，“刺俭”与戒惧。一首诗分出好几种意思来，断章取义也就在所难免了。问题是，在一个淳正的儒者看来，诗虽无达诂，但读的多了，总是可以领会它最精妙的含义。只是多半时候，抽象出精微的含义，往往言不尽意，没法准确的定义他。诗有多重含义自然有他的好处，可以表达丰富的情感，直率而易从；但也容易失于涣散，罔却他隽永的真味。也正因此故，体会诗之“本意”，才成为一项艰难持久的功夫。于是我们说，《蟋蟀》的精神在哪里呢，有没有途径认识他呢？纵使冥神苦思、上穷碧落，也不大容易寻得，好在还有一处“黄泉”，需要我们下去看。
上博简有一篇论诗的先秦文献，恰有一枚简提到了《蟋蟀》，谓:“孔子曰:《蟋蟀》智（知）难。”
“《蟋蟀》知难”中的“难”字，可谓一字千金，终于道出了《蟋蟀》的意蕴。“难”，我在最初琢磨的时候，不由自主的读为二声，困难、艰难的“难”，所以也就跟随已有的意见，视“知难”为知世事之艰难。但反复咀嚼原诗，觉得理解成“艰难”并不妥当，“难”应该有更抽象的含义。诗中说“无以大康”，又说“好乐无荒”，似乎都在说一个“礼”字。康乐是可以的，但不可淫溢过度，康乐的同时，思其内外之事，而有所忧，这大概是合乎礼的吧！
及至后来，遇见另一则材料，才恍然如悟，那一刻，似乎懂得了什么叫“乐以忘忧”。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乐工为他歌颂《唐风》，季札听了，喟然而叹曰:“多么深远的思绪啊！它有陶唐氏的遗民之风吧？不然，何以有如此深远的忧思？”吴公子季札，此人也是一位博雅君子，他这次来鲁国观光，欣赏诗乐，钦佩鲁国的泱泱大风。由此也足见，中原的诗乐气象逐渐衰退的时候，吴国想要出入中原，正需要这种文化支持。礼乐，没有它，也不会让人和物手足无措，但少了它，对人、对国，都将没有了体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季札赞美晋国，说晋国有陶唐氏遗民之风，什么是陶唐氏遗民之风，《史记》谓唐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即此谓也。所以观乐的人，听到《蟋蟀》有久远的遗风，也不禁生起倾慕之心。但这样的赞美，实际上就像是不断赞美一个人的祖先，却对面前的人闭口不谈，其中隐含的微词可见一斑。
不过径由“陶唐氏遗民之风”，大约需要重新省视“俭德”了。一般而言“俭”与“侈”相对，俭是美德，人人都可以修养这种德行，但考虑到先秦独特的社会样貌，就不会认为“德”是人人都可拥有的。平民哪有“俭”的资本，对占有极少数资源的下层民众来说，谈“俭”是幼稚而可笑的。肉食者若是学鄙人斤斤计较，那同样失了法度。一个君子，能做到“俭”，想必就会受到称许，否则会受到非难。
所以《周易·否·象》说“君子以俭德避难”，正好可以作《蟋蟀》一诗的注脚。所谓“避难”，如果说以今天的意思（躲避灾难），一定是讲不通的，甚至会闹笑话。它应当是指避非难、避詈难。《尚书·无逸》说:“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民所以“否”的原因，就是因为在上者无俭德，所以“《蟋蟀》知难”就是知道何以为“难”，进而恭俭以避“难”。
既已演绎到这里，心也快平静下来了，此时再回到文初那个未曾见过的诗。它比起今本《蟋蟀》，没有多少实质的不同，只是文句有些不一，长短错杂。因为它是出土文献，于是给人一种错觉:《蟋蟀》是周公所作。从原文来看，是有“作”字，但此字在先秦，以我个人的感觉，“作”有“兴”、“振发”的意思，而且有一种将无生命物激扬出生命的意蕴。故而周公未曾创作过此诗，只是合了宴会情景，诵出来以励君子。
原文记载的“武王八年伐耆”，如果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定的结果，武王八年伐耆，正是发生在一个敏感时间加敏感地点的事件。因为武王八年，即前1049年，距伐商成功仅仅三年，而耆地可是商朝王畿之地。三年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也许历史早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留下的只有遥远的观念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