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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墓碣文》读后感1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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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讽”作为一种结构原则,往往表现为作品各部分之间缺漏的压力,任何叙事一旦进入文学作品,就会受到文学语境的压力,同时又给予语境以冲击。这种互相间的压力如果使叙事反向指向了自身,产生了自我矛盾,便构成了反讽。反讽的存在,使文本中各种对立因素结合而成审美对象的有机整体。而“反讽”作为鲁迅小说的结构原则
如《墓碣文》以“墓主”替自己预刻的碑文,表现了“自啮其身”“抉心自食”之痛中对生命意义的执着追求。墓碑正面的碑文可以视作墓主公开于世人的世界,这一世界跟世人就处于难以想象的对立。“……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世人的狂热之中看到的是毛骨悚然的冷酷因而“中寒”产生恐惧;世人奉为“天上”的,墓主却视为危险的“深渊”,这中间包含着跟一切社会体制的“对立”,因而也包含着可能在一切社会体制中都得以坚持的追求。“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不仅有着对世人盲目性的批判,也有着将自己视作世人的一份子的那种命运同质性的自觉认识,“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与毒,耐握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野草·希望》)正是这样一种双重极端的对立,墓主最后的“归宿”只能是在“无所希望”,即世人看不见希望的地方才能“得救”。“……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游魂”是一种跟人世处于极端对立而孤独的处境,由此化成的毒蛇,其复仇不是指向世人而是指向自身,不仅仅表达着鲁迅“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18]的立场,也使读者关注于解剖本身而不是解剖谁的问题。碑文最后一句“……离开!……”更直接表达了“驱除旁人”而“自啮其身”的决绝。墓碑阴面的文句未免不可以看作墓主更不被人世所知的情况。“……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挖出自己的心来自食,这一在世人看来荒诞、可怕的形象,却包含着探知“心”(生命、潜意识、人性)之“本味”的追求,而其“创痛酷烈”又是世人难以忍受的,因此“本味何能知?”正是人生巨大的悖论。“……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然而,更大的困窘在于,人认识自己的本心本是一件最痛苦乃至恐怖的事,而当忍受“创痛酷烈”,“痛定之后,徐徐食之”时,时间已使得本心被忘却而“陈旧”,“本味”已无所知了。任何人,包括鲁迅,都无法完全知道自己的本心,但人又都是眷恋本心并在本心驱使下做着种种事的,这的确是一种最深广的人生悲哀。“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这一句墓主尸身坐起对欲逃走的“我”说的话,是以墓主再次承受世人无法接受的死亡的“真相”而表明了最终虚无中也不会停止的寻求。《墓碣文》就是在这样一种拒斥世人的“独语”中完成着生命的存在。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这句话包含了“狂热”与“寒冷”之对立与转换的各种涵义,“于天上看见深渊”昌扮庆——这样的眼光,自然是向下向下再向下,于是看透了天堂中的地狱!《墓碣文》中,还有这一句——“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如“大毒蛇”般的“游魂”就是缠绕在鲁老头心里的“毒气”和“鬼气”——“不以啮人,自啮其身”——是用来自我解剖的。《墓碣文》中的死尸,他的心灵的历程载在墓碣文上。墓碣文阳面上第一段的四句话真正是充满安特莱夫式的阴冷,又带有屈原《天问》的奇瑰。第二句“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这是心灵的历程,也是战斗历史的象征化。实际上,也是作者“五四”前后两次思想历程的象征。即经历了狂热和兴奋,又经历了冷落和寂寞;梦恋过光明,遇到过黑暗。于是在后两句中就有沉痛悲愤的声调:“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这话是在前二句由狂热而中寒,由天上而见深渊之后,归于失望,归于绝望。许杰曾指出:“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说,希望是虚妄的,绝望也是虚妄的,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之为虚妄一样;那么,既然绝望和希望,同样的虚妄,那么,与其采取绝望的态度对待一切人生事物,又何不采取希望的积极态度,对待一切人生事物呢?”这种看法其实也是鲁迅当时的看法。然而,《墓碣文》中死尸的思想却并非完全如此。死尸的思想中存在着更深的,不能解决的矛盾。所以,第二段以毒蛇象征这种矛盾,以至使人带着这种矛盾而痛苦死去,所以,第三段只有两个字:“离开!”死尸希望后来者去寻找自己的道路。墓碣文阴面的残文和墓中胸腹俱破的死尸,都在进一步说明思想矛盾的痛苦曾如何折磨这个死尸。上面写道:“答我。否则,离开!”同碣文阳面的“离开”,意思是一样的,再重复一次,表明死尸是认为它的思想是无人可以解答的。作梦者“我”,是不能解答的,因此“疾走”而去。“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死尸仍然留在他过去的痛苦中。“我”对死尸提出的问题,虽不能解答,却也不愿沉湎于其中。由于写作《野草》时,正值鲁迅通过长期探索将要发生思想飞跃的前夜,巨大的思想裂变必然伴随着深刻的思想矛盾。由《墓碣文》我们体悟到:鲁迅在痛定之后,逐渐摆脱了痛苦,重新解剖自我,以求认识自我,表现出鲁迅与旧我尽快决绝的态度和心境。是的,鲁迅是痛苦的,所以,才有了影子的告别是的,鲁迅肩负着责任所以,才会有过客前面的召唤但是,鲁迅一直在反抗所以,才成就了鲁迅,看吧,他一直站在悬崖的边上,保持着挣扎的姿势,“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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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四光与地质力学
地质力学是李四光创立的,是地质学的一门分支学科。1926年和1928年李四光发表的《地球表面形象变迁之主因》及《晚古生代以后海水进退规程》等,从理论上探讨自水圈运动到岩石圈变形,自大陆运动到构造形迹等问题,1929年提出构造体系这一重要概念,建立了一系列构造体系类型。1941年李四光在演讲“南岭地质构造的地质力学分析”时正式提出了“地质力学”一词。1945年发表《地质力学的基础与方法》,对地质力学理论作了系统的概括。地质力学是力学与地质学相结合的边缘科学,即用力学原理研究地壳构造和地壳运动及其起因的科学。它从地质构造的现象(构造形迹)出发,分析地应力分布状况和岩石力学性质,追索力的作用,从力的作用方式进而追索地壳运动方式,探索地壳运动的规律和起源。地质力学认为结构要素、构造地块和构造体系是地质构造的三重基本概念,对于探索地壳运动规律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已认识的构造体系,可划分为三大主要类型,即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扭动构造体系。这些体系主要是地壳的水平运动(经向的和纬向的)造成的;而水平运动则起源于地球自转速度的变化。李四光把地球自动调节自转速度变化的作用称为“大陆车阀作用”,因而把这一假说称为“大陆车阀假说”。
2、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顷枯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禅乎旁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贺橡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
3、回国找油田
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1950年5月6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中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1915至1917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中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4、地震预测
在1966年邢台大地震后,李四光“教导我们”要注意河北河间、沧州;要注意渤海;要注意云南通海;要注意四川炉霍;要注意云南的彝良大关;要注意松潘;要注意唐山……这一路走来,都被李四光言中。当时很多科学家认为地震是无法预报的,李四光斩钉截铁地说,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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