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1日，是山东菏泽展览馆正式开业的日子，就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年近七旬的乡下老太太，竟然言之凿凿地说，展柜里的一件文物是她的。
开馆这天正是节假日，前来参观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到了下午五点多，快要关门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太，在人群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一来她年近七旬了还精神矍铄，走路如风；二来她是农村打扮，一身粗布衣服。
接下来，老太太便做出了令人吃惊的举动。
走到一个展柜前的时候，她突然指着展柜里的针线包质问展览馆的工作人员：“我的针线包怎么到了你们这里？快说。”
工作人员一头雾水，不解地说：“这可是文物展品啊，不是你家的。”
“同志啊，就是我的。”
“老太太，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了，天底下一模一样的东西多了，怎么证明就是你的？”
“大姐的缝了一道红线,二姐的是两道红线；我是老三，我的针线包自然是三道红线。”
工作人员见她说得有鼻子有眼，拿过针线包翻过来一看，底部果然有三道红线。工作人员瞪大了眼睛，急忙拦住老太太不让她走，然后将她带到办公室，拿起了电话。
电话接通后，工作人员惊喜地说：“爸爸，您说的那个大妈找到了，就在我身边。”
不到一个小时，一位两鬓斑白的将军推门进来，端详老太太许久，突然喊道：“朱文起同志，还认得我吗？”
老太太看了对方很久，终于认出对方：“哟，您，是张司令员？”
朱文起，1905年出生于山东定陶张湾镇，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因此家境贫寒，温饱都难以维持。再加上那时候农村人重男轻女，朱文起没有上过一天学，斗大的字不识一升。
结婚不到五年，她生了三个孩子。农村人没有什么理想，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就这样热热闹闹对她来说已经知足。不幸的是，1928年，山东大旱，庄稼绝收，饥民遍地。山东行政长官、狗肉将军张宗昌不但没有积极救灾，反而变本加厉盘剥百姓，将税赋收到了50年之后。如此一来，山东百姓生活雪上加霜，到处都有人被饿死。
如果不是抗战爆发，她将会这样平平淡淡过完一生，默默无闻。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响起了枪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中华儿女奋起抗战，诞生了无数英雄。大字不识的朱文起，竟然成为千万英雄中的一个。
有道是战争让女人走开，山东大汉们抗日本是不忍心让女同胞参加的。那日军像禽兽一样，看到女的都会主动去残害，让女同志抗日等于是把她们送入虎口。
冈村打出了组合拳，又是“铁壁合围”，又是“坚壁清野”，又是“三光政策”。疯狂蚕食根据地，制造无人区。在此情况下，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党组织遭到破坏，交通线陷于瘫痪。
冈村的报复主要在冀中平原，但是山东抗日根据地也不能幸免。
1942年10月的一个晚上，天空像锅底一样黑，阵阵秋雨敲打着窗棂。夜已深，村民都已经进入梦乡。保宁集（今定陶县陈集镇保宁村）村一座低矮的农舍，窗户还亮着微弱的灯光。昏暗的棉油下，是一张张严肃的面孔，他们全都是中共定陶特别支部的成员或者其他干部。
邵超群、孔耀坤在倾听着窗外的细雨，国启民、国耕宸在“吧嗒吧嗒”抽烟，游文斋在低头思索。浓浓的烟雾充斥小屋，屋里的谁也没有感到烟呛，因为大家心事重重，屋里寂静一片。
定陶县委书记杨用信说：“新的情报员人选要慎重，一是要绝对可靠，二是要胆大心细，能随机应变；这第三嘛，是不显眼，不会被日军注意上，重蹈覆辙。”
这话说得不错，但是条件太苛刻，符合的人也太难找了，大家再次陷入沉默。这时游文斋突然抬起头，说出惊人之语：“俺四婶就行。”
“你说的是朱大婶？”国耕宸问。
“对，就是我四婶子朱文起。”游文斋声音坚定地说：“我四婶当情报员，有以下几个条件。”
“一是靠得住；她娘就是被日军杀的，立场坚定。”
“这第二嘛，我四叔死后，她带着3个孩子到处流浪，乞讨为生，怎么看都是个乞丐，一点也不起眼。”
“还有第三点，我婶子整天在外要饭，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久而久之，她也能说会道，可以应付各种场面。”
“最关键的一点，她敬佩八路军，拥护共产党；因此，让她来当情报员，再合适不过。”
次日清晨，朱文起又要出门要饭，被侄子挡住了去路。“四婶子，有事想求您帮忙。”游文斋说道。
“我们自家人还用客气？直说吧。”
“四婶子，我想让你当情报员，为八路军送信。”
朱文起一听扑哧乐了：“你拿婶子我逗乐吧，我一个普通农妇，是个睁眼瞎（文盲），咋能当情报员？”
游文斋笑了笑说：“这情报工作不是当秘书，有文化没有文化都中。”
“你婶子整天风刮日晒，长得跟老太太一样，满脸皱纹，模样也太难看。”
“婶子啊，你要是如花似玉，还不敢让你去呢，就是看中了你这张貌不惊人的脸。”游文斋说。
游文斋
就这样，农村妇女朱文起开始了自己的情报员生涯。
情报员关系着革命的成败和组织的安危，党外人员是不适合担任的。按照规定，我党正式的情报员必须是党员。因此，定陶特支决定先将朱文起发展为党员，游文斋先找到朱文起，进行下面一段对话：“婶子，你愿意革命到底吗？”
“愿意。”
“你愿意革命随时付出生命吗？”
“愿意。”
“你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永不叛党吗？”
“我保证！”
对话结束后，朱文起在党旗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朱文起一脸严肃接过信，藏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针线包里，迈着坚定的步伐，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征程。其实这封信就是一封家书，没有任何价值，因为是第一次送信，处于“实习”阶段，党组织是不敢把真正的情报让她送的。
经过几次“实习”，朱文起掌握了送信的技巧，每次都能经过敌人的哨卡，安全到达目的地。一个月之后，朱文起正式开始送情报。
事实证明，游文斋没有看错人，朱文起每次都能完成任务，真的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话说回来，情报工作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门培训，起码要学会反跟踪，不能被人盯梢。朱文起这个没有经过间谍训练的农妇，如何成为胜任情报工作？
日本鬼子都十分好色，见了“花姑娘”就没命凑近乎，经常在哨卡搜身，看她们有没有藏东西。但是看到朱文起之后，日本鬼子也好，伪军也好，距离多远都捂着鼻子，躲得远远的。
朱文起故意提着篮子，往他们跟前凑。她身上的衣服好像几个月都不洗，身上的馊味能把他们熏晕。有时候，她还会一边捉虱子，一边咯嘣一下填到嘴里。像这样又黑又丑，又脏得要命的乞丐，谁会对她感兴趣，谁又会对她起疑心呢？
哨卡的伪军，有的并不好色，但是他们爱财；如果遇到拿着老母鸡，或者是带着土特产的老乡，他们会故意刁难，敲诈钱物。然而，朱文起的篮子里，都是干巴巴的咸菜，硬得跟石头一样的窝窝头，或者捡来的烂菜叶。没有一点油水，伪军也懒得搭理。
因此，朱文起总能穿过了层层封锁，一次次将情报送到指定地点。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乞丐，竟然是八路军的情报员。
在他们眼里，情报员应该是一脸机警，精明能干，看起来很有气场的人。
她经常说，比起来被敌人抓到监狱拷打、杀头，弄脏自己显然太轻松了。为了完成任务，这点牺牲算什么？
如果你因此认为，朱文起仅仅是凭着脏乱完成了任务，那就错了。朱文起非常机警，也会跟敌人斗智，出色完成高难度的任务。
1945年，组织上分配了一个重要任务，到顽军据点去找秦锡爵取情报，为拔掉王子杰把守的据点做准备。
王子杰原来当过土匪，后来参加了国军，担任国民党定陶县县长兼山东保安15旅旅长，有3000人马。此人学过武功，枪法如神，心狠手辣，跟日军眉来眼去，跟八路军搞摩擦。他亲手屠杀的抗日军民不下200人，给我军制造过不少麻烦。
我军在1942年就把此人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可是他深居简出，生性多疑，出来的时候保镖成群，我军根本找不到下手机会，几次暗杀都被他逃脱。
我军也曾两次攻打其据点，但都无功而返，因为他的据点工事太坚固了。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突破，我党派侦察英雄秦锡爵在1943年7月打入王子杰内部，当了警卫营连长，兼任王的贴身保镖。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工作，王子杰身边的亲信，比如团营长，都被秦锡爵以拜把兄弟、交朋友等方式给拉了过来。
1945年，组织上感觉到时机已经成熟，就派朱文起去通知秦锡爵，准备里应外合，除掉这个顽固分子，同时把敌人兵力部署的情报拿回来。
秦锡爵是王人杰跟前的红人，衣冠楚楚，有地位有权力，朱文起一副乞丐装束肯定不能接近。
这天早上，朱文起来到据点外面，对两个哨兵说：“我要看儿子。”
“你儿子是谁？”
“秦锡爵。”
两个哨兵一听没有犹豫，就把朱文起放进了据点，而且还派出一个哨兵负责带路。这也不能怪哨兵大意，你想，谁再大胆，也不能冒充秦连长的妈啊。
哨兵来到连部禀报说：“秦连长，老太太看你来了。”
秦锡爵听了很纳闷，心说我前天还回家看母亲来着，才过两天，母亲来干啥？如果家有急事，母亲也不会亲自来啊。他抬头一看，是张陌生面孔，对方又看上去精神正常。秦锡爵此刻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这个不速之客一定是我党的情报员。
就在他思索的时候，朱文起已经说话了：“大侄子，我是应你妈委托来给你说媒的，直说了怕进不来，就说了个谎，不要怪罪啊。”
“是这么回事啊，我应该感谢您，怎么会怪罪？但不知对方芳龄几何，是哪里人？娘家情况如何？”
“那姑娘姓林，芳龄十八，娘家是辽宁铁岭人，父亲在济南省立中学教地理，也算是书香门第。”
“美中不足的是，在姑娘9岁的时候就没了母亲。”
秦锡爵听了更加确定，对方是我党的人，因为朱文起说的全是暗语，这是他打入敌人内部之前党组织就定下的接头暗号。
秦锡爵便说：“姑娘的条件不错，我很满意；但不知道，婶婶什么时候安排我跟姑娘见面。”
“见面时间定在清明节。”朱文起说的清明节，正是我军攻打顽军的具体时间。
“婶婶真会开玩笑，怎么定在这个日子？”
“吉人自有天相，还在乎什么日子嘛。”朱文起笑着说。
“那好， 你告诉我娘，我到时候一定请假去见面。”
“那敢情好，不过你妈要你送一个信物，给那姑娘。”
“我身边没有，到外面大街上买个荷包吧。”秦锡爵说。
秦锡爵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屋里有人在场，说话不便，递交情报更不方便。走出连部大门，他们到了大街上的店铺，顺利完成情报移交。
朱秦二人因此荣立特等功，受到表彰。
朱文起再接再厉继续为党工作，遗憾的是，她用来传递情报的针线包，不知道什么时候丢失了，其实是到了原鲁西南军分区司令员张耀汉手里。
抗战胜利后，张耀汉调晋冀鲁豫军区一纵队任梯队司令员，那个针线包一直带在身边，1949年，张耀汉回到山东，任菏泽军分区司令员。他惦记着朱文起，多方打听，有人却以讹传讹，说她早就牺牲了。
这么多巧合凑到一起，朱文起的故事被重新提起，让两位革命故人久别重逢。
抗战胜利，是千千万万个张耀汉、朱文起、秦锡爵们浴血奋战的结果，我们不该忘记他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