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

今天给各位分享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知识，其中也会对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本文目录一览：

1、中国税收在世界排第几？
2、中国的税收，在世界上，算不算重？
3、福布斯杂志税收痛苦指数如何计算，有公式吗
4、中国税收负担究竟有多重
5、税负痛苦指数的概念由来
6、有谁知道中国的税收在世界的排名？

中国税收在世界排第几？

中国是世界上税收最多的国家，仅次于法国在世界排名第二。2024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超过10万亿元，占GDP总额的23%。按照13亿中国人口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名中国人当年平均交税约8，000元！知道不？每人交税8，000元，这就等于4.3亿中国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啊！

一、税收是国家（政府）公共财政最主要的收入形式和来源。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凭借公共权力，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强制取得财政收入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它体现了一定社会制度下国家与纳税人在征收、纳税的利益分配上的一种特定分配关系。马克思指出：1.“赋税是政府机关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2.“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恩格斯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19世纪美国法官霍尔姆斯说：“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这些都说明了税收对于国家经济生活和社会文明的重要作用。

二、历史上，在国家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保证国家实现其职能的财政。在我国古代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最早出现的财政征收方式是“贡”，即臣属将物品进献给君王。当时，虽然臣属必须履行这一义务，但由于贡的数量，时间尚不确定，所以，“贡”只是税的雏形。而后出现的“赋”与“贡”不同。西周，征收军事物资称“赋”；征收土产物资称“税”。春秋后期，赋与税统一按田亩征收。"赋"原指军赋，即君主向臣属征集的军役和军用品。但事实上，国家征集的收入不仅限于军赋，还包括用于国家其他方面支出的产品。此外，国家对关口、集市、山地、水面等征集的收入也称"赋"。所以，“赋”已不仅指国家征集的军用品，而且具有了“税”的涵义。清末，租税成为多种捐税的统称。农民向地主交纳实物曰租，向国家交纳货币曰税。

三、税收的强制性是指税收是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凭借政权力量，依据政治权力，通过颁布法律或政令来进行强制征收。负有纳税义务的社会集团和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国家强制性的税收法令，在国家税法规定的限度内，纳税人必须依法纳税，否则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税收具有法律地位的体现。强制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税收分配关系的建立具有强制性，即税收征收完全是凭借国家拥有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是税收的征收过程具有强制性，即如果出现了税务违法行为，国家可以依法进行处罚。

中国的税收，在世界上，算不算重？

虽然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

1.2007年我国税收总额为49449亿元，GDP是24万亿元。除了收税之外还有各种费用，统计显示，如果把所有的税费都列进来，全年征收的苛捐杂税不会少于9万亿元，这个比例占GDP总额的37%左右。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一直高达36%以上，其中包括财政收入、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制度外收入、债务收入、企业亏损补贴等等，税费总额不仅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还要高很多。这就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所谓税负痛苦指数真相！

2.国家统计局今年10月曾自豪的宣布，从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190元起步，到2007年，30年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了236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福布斯杂志税收痛苦指数如何计算，有公式吗

人们关于“税收痛苦指数”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这个指数是否科学;二是中国的税负是否在世界上位居第二。关于“税收痛苦指数”的科学性，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在我看来，该指数并不十分科学合理。笔者曾浏览过福布斯杂志的网页，发现国外指责“税收痛苦指数”的评论还真不少。例如，有一个评论说:

把增值税和社会保障税的税率加到一起相当于把升和立方英尺相加”。还有一个评论指出:

对于一个年收入

万美元的人来说，在法国他要按

20%的税率纳税，而在比利时税率为

33%，根本不是‘税收痛苦指数’中的

52.1%和

53.5%。”甚至有人这样评价福布斯的“税收痛苦指数”:“丰富的图表、错误的数据、贫乏的分析”。《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税收痛苦指数”全称是“福布斯全球税收痛苦和改革指数”

，它是将一国的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保险税(费)、商品税以及财产税等

大税种的最高一档名义税率加总后得出的。这种做法虽然简便，但确实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多数国家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累进税率，将最高一档税率纳入“税收痛苦指数”，其得出来的数值显然不适用一般纳税人。例如，我国的工薪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为45%，它适用月应税工资所得10万元以上的纳税人;2024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100元，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仅为1730元，全国80%以上的纳税人是按20%或以下的税率纳税，实际按45%税率纳税的个人寥寥无几。而在2024年福布斯杂志给我国核定的“税收痛苦指数”(159)中，工薪所得税的因子(45)占到了28.3%的比重，显然它高估了中国人的税收“痛苦”程度。诚心为您解答,请给好评,谢谢

中国税收负担究竟有多重

《福布斯》杂志2024年推出“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位居全球第二的排名，在两年后的今天仍然余波未消。这个排名富有争议性，是因为它击中了公众的心坎：中国的税负到底有多重？统计口径之争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官方和民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官方和一些学者则认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仍然属于偏低水平。之所以会得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原因是对宏观税负计算方式财政收入/GDP 中的“财政收入”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计算口径：小口径仅仅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中口径计算政府的税收收入和社保收入，大口径计算政府的所有收入，包括税收、政府性基金、社保收入以及土地出让收入等。

前两种口径已经逐渐为学界所抛弃。国家税务总局在2007年发布了一个中国宏观税负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18%，其采用的就是小口径的税收数据，这个数据一经发布便质疑声一片，很快被打入冷宫。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也撰文，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计算得出，2024年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为25.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个数据也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2024年10月，国税总局局长肖捷在《求是》杂志上撰文《走出宏观税负的误区》，以2024年数据为准，同样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测算得出，加上政府性收费和基金等非税收入，宏观税负约为30%。贾康和肖捷都是按照IMF的统计口径，同样是2024 年的数据，为何计算结果相差接近五个点？显然，两者对政府收入的计算口径存在差异。

目前普遍被专家和学者接受的，是大口径的宏观税负，即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除一般预算收入外，还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包括土地出让收入）、社会保险基金缴费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的预算外资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等。根据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计算，2024年，中国政府后四项收入分别为18,335.04亿元、12,780亿元、6,414.65亿元、988.7亿元（包括电信企业重组专项资本收益600亿元），加上财政收入，全部政府收入合计约为107036.7亿元，大口径宏观税负不低于31.4%。

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2024年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24/2024》认为，按照IMF《政府财政统计手册》标准，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定义为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保基金收入，从而得出的宏观税负计算结果是32.2%。

在进行国际对比时，有两种计算方式应用的较为普遍：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收入+社会保险缴费收入”占GDP比重，另一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界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1年政府财政统计手册》将政府收入划分为税收、社会缴款、赠与、财产收入、出售商品或者服务以及其他收入六类，其中社会缴款主要是指社保保障收入。欧美等国除了税收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外，并无其他主要收入来源，因而采取两种标准计算，其结果都相差无几。

但是，这两种计算方式应用到中国时，其结果却相差甚远，中国政府的收入来源除了税收和社保收入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欧美国家所没有的收入来源：预算外收入、土地出让收入等。问题的焦点在于，土地出让收入到底是否应该计算为政府财政收入？ 2024年两会期间，财政部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发言人戴柏华，对中国宏观税负做了一个正式的回应财政部仍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和口径，得出的结论是中国2024年税负水平为26%，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戴柏华解释，中国政府财政收入，除了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包括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这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国有土地出让行为是一种非生产性资产的交易，结果只是政府土地资产的减少和货币资金的增加，并不带来政府净资产的变化，不增加政府的权益，因而不计作财政收入。

但中国的国有土地只是出让使用权，国有土地资产并未减少，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交易收入，只是土地70 年的租金收入，这一点是有别于大多数国家的，把土地使用权出让获得的收入排除在政府收入外是值得商榷的。

除了土地出让收入之外，没有计算在内的还有制度外收入。制度外收入是指既不纳入预算内又不纳入预算外管理的收入，由征收主体自由支配、自行管理，几乎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其中主要来源于“三乱”收入( 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各目繁多，秩序混乱。这种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以各种名义，向企业和个人收取的制度外收入，至今仍屡见不鲜。

如依据于此，根据公开统计数据，2024年政府收入来源中财政收入为83,080亿元，社保收入18,823亿元，土地出让收入29,397亿元；除了土地收入之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为7,388亿元。因此，2024年，中国政府收入不低于138,688亿元，和2024年401,202亿元的GDP相比，宏观税负不低于34.56%。

再考虑到国家之间经济发展的水平不同，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来说，税负的高低标准并不相同。世界银行此前对一些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的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国家的最佳宏观税负水平为13% 左右；中下等收入国家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国家为23%左右；高收入国家为30%左右。国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宏观税负远低于发达国家，目前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即使按照中上收入国家计算，目前的宏观税负也远远超过了23%的水平。事实上，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

结构性失衡除了宏观税负较高之外，中国民众之所以觉得痛苦，还和中国的税收结构有关系。和其他欧美国家的收入主要来自于财产税和所得税不同，中国的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于包含在商品和服务中的商品服务税，也称做是劳务税。

2024年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发布了一份公民税权手册中对隐藏在商品中的税收进行过计算，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件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这些隐藏在商品和劳务中的税收，主要主要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进口关税和资源税，以上五个税种在2024的收入分别为21,091.95亿元、11,157.64亿元、6,017.54亿元、12,514.9亿元、417亿元，占当年税收比重分别为29%、15.2%、8.3%、17%、0.56%。全部商品劳务税的税收总额为51,199亿元，占全年税收总收入73,202亿元的的70%。也就是说，可以大致这么理解，中国人除了自己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之外，通过消费商品和劳务向政府缴纳了超过5万亿元的税收，而他们大部分人自己并不知情！

在贫富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商品劳务税不区别纳税人的经济状况负担能力，一40 Forbes China福布斯2024 年12月律按消费量的多寡承担税负，造成税收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不符合税收的公平原则。所谓的累退性，即收入越低，其税收负担越重：首先，个人收入高于他人数倍的个人，其消费品支出绝不可能比他人多数倍，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收入愈少的人消费性开支占其收入的比重愈大，税负就相对愈重。其次，对全部消费品都课税时，由于需求弹性大小不同，课税所引起的提价速度也不同，往往是生活必需品最快，日用品次之，奢侈品最慢，因此商品劳务税的税负必然主要由居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负担。他们以较少的财富和收入，却贡献了大部分的税收。

而且，在这种税收结构下，由于不允许进行生计赡养费用的抵扣，中国公民的收入普遍被双重征税，首先在领取工资的阶段已经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其次在用税收收入购买商品和劳务时，再次被征税。这样他们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宏观税负所体现的水平，导致社会大众的税负痛苦程度明显高于同等宏观税负的其他税收体系。

对于这种税收结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将其称之为结构性的缺陷，不仅不具有调节分配的功能，还具有累退性，商品劳务税的负担主要是广大中低收入的人承担，高收入的人承担间接税税负低，严重背离了税收公平。

税负痛苦的另外一个来源，是中国高法定税负和日益加强的征管能力的组合。1994年税制改革时，由于当时征管水平较差，税收征收率不过50%，实际征收而入库的税收，可能仅仅是按照税法规定应该征缴的一半。为了弥补征管损失，中国制定了更高的税率：增值税税率确定为17%，由于是生产型增值税，如果换算成国际上普遍采用的消费型增值税，税率应该在23%，排在全世界第六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制税率最高达到45%，这个税率几乎全球最高；企业所得税虽然2008年1月1日起从33%调减至25%，但这个税率仍要比周边国家高出很多。

施正文认为，如果把税法上规定的税都收上来，企业的税收负担是很高，应该超过了50%。关键是，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中国税收机关的征管能力越来越强，国家税务总局金税工程的目标是征收率要达到75%到80%，这种高法定税率和高征收率的组合，越来越让中国的企业和民众感到窒息。

除了税负问题之外，中国另一个广为诟病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政府收入用于教育、医疗、养老方面的支出的确很少。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中国的医疗支出只占GDP 的1.2%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提供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在美国，同样这三项上的开支已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同时，按照蔡继明的统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中国大量的财政资源被投入于经济建设，比如三峡大坝、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以及高速公路的基础设施，这些项目建成之后国民并未分享其利润。

中国的税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首先降低法定税率，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同时将对税收结构进行调整，降低流转税也就是商品和劳务税的比重，而增加直接税也就是所得税和财产税收的比重，从而实现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的税收公平目标，不仅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和消费，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内生动力，实现经济转型。

税负痛苦指数的概念由来

《福布斯》中文版在2005年7月刊上以封面标题形式发表特别报道：2005税负痛苦指数（TaxMiseryIndex），标题为“税务世界：扁平并快乐着”，旨在通过一年一度的全球税负调查，为企业及其雇员提供投资和就业指导，用这一指数作为衡量一项政策是否有利于吸引资本和人才的最佳标准，负数表示吸引力增加。署名JackAnderson.该指数通过将一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法定税率直接加总得到。其与我国税负有关的基本结论主要有：

一是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中国排名第二，绝对值为160，变动幅度为零。文中说：“《福布斯》全球版2005年的税负痛苦及变化指数显示，多数国家延续着 5年以来的趋势，正在降低而非提高边际效率，令人惊讶的是，中国的指数是排名第二，中国正准备采用一套受法国启发而建立的税收体制，以便从未来的收入增长中获益。”其中法国税负痛苦指数174.8，为全球最高。

二是北京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最高。文中说：“对于地方性税收较高的国家，我们指定了特定的地区。今年我们开始将中国的这些地方性税收计算在内，尽管逐年的比较不能反映出巨大的变化。但与去年相比，北京却几乎冲到了痛苦指数排行榜的顶端。而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地方收入通常是靠财产税征集，因此不会对痛苦指数产生影响。”

三是税负痛苦指数与总体税负变动趋势不一致，多数国家总体税负上升。文中说：“虽然税负痛苦指数及总体税负的排名通常相互吻合，但只有同时观察这两项指标，才能发现一个重要的矛盾——虽然决定痛苦指数的边际税率总体走向趋低，然而自1980年以来，只有8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国降低了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这说明税收转移正在出现，令起初光明的前景变得黯淡。总体税负表明，政府支出预计将增加，其中包括了公共赤字，还包括国家部门采用各种非税手段消耗掉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