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大约在武汉取消限购政策后的第三天，兰州的一位粉丝紧急飞来武汉，拉我去光谷东买了套房。
不要误会，这位粉丝不是炒房客，而是正儿八经的武汉人，在武汉工作，有武汉户口，只不过爱人在兰州工作，所以常住在兰州。
这位粉丝头一天晚上来到武汉，入住武昌的一家酒店。第二天，我早早来到酒店接他。碰面之后，简单聊了几句，立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我们都是80后，同一年出生，同一年上大学，同一年毕业。
话匣子立刻就打开了。
粉丝姓张，我称他为“张总”。在与张总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之所以在武汉工作却住在兰州的原因：张总在光谷东某知名通信公司上班，不过由于做的是销售，需要常年在海外出差，因此在武汉呆的时间并不长。而他的爱人在兰州某事业单位上班，相对比较稳定，因此他们第一套房子买在了兰州。
张总是农村出身，刚工作那会很穷，因此尽管早就想在武汉置业，但由于预算不足，错过了低价上车的机会。
不过，最近几年，随着工作经验的积累，张总的收入有了质的飞跃，买一套房子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此时他却不着急了。张总从去年初便把武汉买房提上了日程，但他一直在观望，直到今年，光谷东核心地段的豪宅也开始降价，并且利率持续降低，张总觉得是时候出手了，于是便紧急飞来武汉拉我去买房。
在去光谷东的路上，我问张总：“是不是因为武汉取消限购政策的消息，造成了你的恐慌，所以才紧急来买房？”
张总说：“完全不是，我买房最大的原因是我有需求，我已经30多岁了，不能一直飘在外面做业务，我预计很快便会稳定下来，因此需要要在公司附近买房。”
张总对我本人很八卦，他问我博士毕业之后为什么没有继续走学术的道路。
说到这个问题，我当年确实还蛮纠结的。我毕业那会，已经在所从事的领域内发表过多篇高影响因子的论文，我的导师是武大的院士，看起来走学术这条路顺理成章。
但是，当时学术界有一种潮流：国内博士毕业之后需要到美国做1-2站的博后，取得一定成绩后再回国。这样做的目的是：一回来便有很好的title，不用再为升职称而参与国内学术界的极致内卷。
考虑到当时我的爱人博士尚未毕业，出国的话会造成两地分居，再加上我家当时遭遇了一场变故，经济拮据，需要我尽快为家庭输血，于是我便毅然决然地进入了企业。
张总对我当初的选择略表遗憾，但也理解。张总从事的是通信行业，这几年，遭遇了美国一波又一波的打压，张总问了我一个问题：“你们这行有哪些拿得出手的核心科技，或者说卡脖子的技术？”
我听后一时语塞，竟然想不出有什么核心科技，于是便告诉他：“如果我们这行也被制裁，可能会比你们通信行业要惨得多。”
我问张总，这两年的疫情对通信行业影响大不大？张总说，疫情不仅没有影响通信行业，反而救了通信行业，因为疫情之下，线上业务需求大增，一些此前风雨飘摇的企业现在都活了过来，而且日子还很滋润，比如联想。
当然，日子滋润的行业毕竟是少数，多数行业都不容易。当谈到如今的经济形势时，张总问了我一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困难局面？”
我说：“原因很多，比如战争，比如疫情，比如美国的掣肘，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自身。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强调产业升级，然而当房地产业不堪大用、需要新的增长引擎时，我们才发现，此前那些被寄予厚望的产业没有一个能打的。“
”国外那些伟大的公司盯着的是星辰大海，而我们的“科技大佬”们盯着的是社区门口那几棵白菜。我们要完成产业升级，必须要发展自己的核心科技，要到全世界去攻城略地，而不是在国内卷来卷去。”
张总对我的看法表示赞同，他说自己所在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是知名企业，但在国外做业务时，依然很难得到老外的认可。张总呆的时间最长的国家是德国，他说：“德国是一个非常注重产品品质的国家，在德国，有很多百年老店（厂），它们都是行业标准的制定者，但这些店（厂）的规模都不大，有些只有十几个人。”
张总认为发我们最应该学习的就是德国，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华为、中兴这样的巨无霸，而是那些规模不大但却有着极深护城河的中小企业。
说得德国，张总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没有停下来。他说：“除了产业，德国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的城市格局。德国的城市发展从来不追求‘摊大饼’，而是提倡‘小而美’。德国特别重视小城镇的产业发展，很多大公司总部都在小城镇甚至农村，比如大名鼎鼎的贝塔斯曼集团，总部在居特斯洛小镇；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总部在路德维希港；大众、奥迪、欧宝的总部，分别在世人不熟悉的沃尔斯堡、因戈尔施塔特和吕瑟尔斯海姆。德国排名前100名的大企业，有97家总部设在小镇，只有3个将总部放在首都柏林。这样的城市格局好处显而易见，那就是去中心化，所有区域均衡发展，所有地方机会平等，年轻人不用挤破头往大城市跑，因为住在哪里都一样。”
张总的一席话令我醍醐灌顶。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到达了光谷东的地界，这回我们终于聊到了房子。张总这次是冲着光谷东最好地段、最好的房子来的，在这一点上，张总很认同我的观点（关于光谷东的地段分析，可以参考风云武汉之前文章）。
甚至在楼层的选择上，张总也与我出奇的一致：一般来说，楼层越高越好；但在光谷东，没有必要选太高的楼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光谷东是一个产业园区，没有江、湖等自然景观，对视野的要求不高，相反，由于周边工厂较多，低层的观感反而比高层更好。因此，没有必要为了视野去花冤枉钱。
来到售楼部，在置业顾问的接待下，我们扫码进入，很快便参观完了沙盘、样板间，随后进入选房环节。由于事先我已将这个楼盘分析得很透彻，成交价也比较清楚，于是张总很直接地对置业顾问说：“尽量提高一下效率，因为下午还要赶飞机。”
我让置业顾问把楼盘的销控表拿来，张总很快便选定了房源，置业顾问随后报了底价，这在我们的预期之内，于是很顺利地交了定金，签了购房合同。
下一步是跟银行签订贷款合同，置业顾问给了我们一个银行地址，让我们自己去银行签约。张总有些生气：400多万的房子，竟然没有上门服务？置业顾问很为难，他说现在楼市不景气，有时候一个星期才卖一套房子，银行不可能在售楼部驻场。
张总并不是一个计较的人，他也不想为难置业顾问，于是我们便决定自行去银行。
在我与张总离开售楼部之前，置业顾问建议我们砸个金蛋，有礼品赠送。然后，张总就去砸了金蛋，我在一旁拍照，诺达的现场，就只有三个人：张总、我、置业顾问。
砸完金蛋，我与张总走出了售楼部，当时恰好是午饭时间，我发现售楼部的工作人员正在一个个鱼贯而出，他们贴着墙壁，走在阴影下，尽量避开灼热的阳光。
不得不说，工作人员真的不少，跟刚才砸金蛋时的冷清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去银行的路上，我与张总继续聊起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我问张总对武汉的印象如何，张总说自己在西部呆的时间比较多，于是便拿西安跟武汉做比较。他说：“2006年上大学那会，武汉还被称为全国最大的县城，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不如西安，这些年武汉突飞猛进，硬件上早已远超西安，但软件上跟西安依然有差距。”
张总随后问了我一个问题：“你经常揭开发商的短，不担心开发商打击报复吗？”
我说：“完全不会，现在跟以前不一样。如今是法治社会，没有人敢乱来。这是我的幸运，却也是整个行业的悲哀，因为在相对“野蛮”的年代，有很多媒体愿意揭开发商的短，但在环境更安全的今天，愿意揭开发商短的媒体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在想着如何搞钱。”
张总听后若有所思，他说：“我觉得你这种状态就很好，首先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有了这份收入，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然后再利用业余时间为弱势群体发声，只不过这样做会搞得自己非常累。”
我说：“其实还好，因为我的风格是实话实说，不用绞尽脑汁地去堆砌辞藻，只需要实事求是说问题，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写文章一般都会非常快。”
张总随后问了一个让我深思的问题，他说：“在我们这个年纪，如何让自己不焦虑？”
我想了一会，对他说：“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焦虑，但后来武汉的疫情深深影响了我。整个疫情期间，我都呆在武汉，最严重时，我所住的楼栋同时有八个确诊。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担惊受怕中度过，倒不是害怕自己感染，而是害怕家里小孩感染。更关键的是，我爱人在武汉某医院工作，每天都要早出晚归参加抗疫，武汉第一位因感染住进ICU的医生就是我爱人的同学。实话说，这次疫情让我对我爱人的工作刮目相看，我们现在每天都在做的核酸检测，当时第一个测出病毒完整序列的就是我爱人的同事；疫情那一年，我爱人除了抗疫之外，还以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12篇论文，其中一篇被引用了数百次，而这些都是冒着非常大的危险做出的。”
“疫情之后，在耳闻目睹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之后，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彻底转变。此前，我经常会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而焦虑，但如今我经常对自己说要知足常乐；以前，也时常会在与亲朋好友的相处中产生一些不愉快，现在我对家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
聊完这个话题，我们已经到了银行，在银行的信贷中心，办业务的人同样很少，张总头也不抬地签了二十分钟，期间只与我简单交流了一下应该选择哪种贷款方式。
签完贷款合同，时间已经不早了，张总还要赶飞机，但在赶飞机之前，张总说自己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去江汉路去给家人买一份鲍师傅糕点。
真的很难得，在时间这么紧张的情况下，心里想的依然是家人。
我和张总在江汉路步行街的入口处下了车，然后去寻找鲍师傅。说来惭愧，我这个武汉人居然不知道鲍师傅的具体地点在哪。途中，张总又问了我一个人生问题，他说：“胡老师，你奋斗的目标是什么？”
这次我没有迟疑，不假思索地告诉他：“在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发过一条朋友圈‘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自己的家人以及自己的家族过上体面的生活’。后来，成家之后，我逐渐明白，我的奋斗目标就是‘先让家人实现吃的自由，再实现穿的自由，最后再冲刺一下财富自由’。”
这个年龄段的奋斗目标很庸俗，却很现实。
买完鲍师傅糕点，张总便要赶去机场了。分别之际，张总邀请我疫情之后一定去德国看看，届时他可以做向导。我则邀请张总多回武汉看看，无论怎样，等房子交付时，我一定会去拜访。
当天晚上10点，我给张总发了一条微信，确认他已安全到家。然后，我突然发现：虽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买房，但90%的时间我们都在聊人生。
我与张总年龄相仿、出身相仿、学历相仿、人生轨迹相仿，因而价值观也相仿。我们的价值观大约便是：
房子不是最重要的，出身也不是最重要的，用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