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的廉价石油为战后世界经济长期高速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20世纪50、60年代一些国家经济开始起飞，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低廉的原油价格。

韩国缺少石油资源，随着重化学工业的大力推进，韩国对原油的依存度也迅速上升。1973年，石油输出国忽然抬高石油价格，造成了席卷世界的石油危机，致使韩国的外汇储备跌至3000万美元以下。

由于韩国所需原油全部依赖进口，其重要产品又几乎都依赖世界市场，因此石油危机对韩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韩国制成品一方面受到油价猛涨的挤压，另一方面又蒙受因世界市场对需求锐减而造成的损失，国民经济笼罩在经常项目赤字和失业的阴影之下，重化学工业政策推进面临困境，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由石油危机引发的问题。

到1975年，在通货膨胀和外债的双重压力下，韩国面临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和国际竞争力迅速滑坡的总体危机，整个经济都已接近崩溃的边缘。国际金融市场甚至认为“韩国经济已经崩溃了”。

这一时期，韩国进口原油的支出在1973年为30519万美元，1974年增加到110078万美元。经常项目赤字在1971年曾高达8.84亿美元，1973年下降到3100万美元，然而在1975年又猛增到20亿美元左右。石油危机使韩国经济的脆弱性彻底暴露出来。

与此相反，第一次石油危机给中东产油国带来了巨额财政收入，使工业化国家的财富流向了中东。经过1973年和1974年的石油提价，中东产油国每年能赚取七八百亿美元。中东国家赚取了大量美元，但因缺乏人力资源而不得不依靠外国公司发展本国经济。

当时日本看出中东国家希望利用石油美元来搞经济建设的意图，准备像以前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特需”发财一样打进中东市场。吴源哲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的动向，发出感叹“就是这招”。

他主张应先于其他国家打进中东市场。随后确定了几个基本方向：（1）军事部门劳务；（2）工业部门，比如建设水泥厂；（3）建筑部门；（4）技术协助及专家派遣；（5）通商方面全力扩大出口。

吴源哲提出开拓中东建筑市场计划以后，朴正熙当即就表示支持。企业界与经济官僚的想法不谋而合。朴正熙曾多次敦促企业界拿出破解石油危机的对策，全经联得出的最终结论也是“开拓中东”。

为了克服国家危机，韩国建筑业抢先于亚洲其他国家迈向海外市场。现代总裁郑周永也认定克服石油危机的出路在于开拓中东建筑市场。他坚信韩国经济要达到先进水平，必须加入世界市场，“赚钱就要去有钱的地方。”

于是，朴正熙政府决定大力向中东输出建筑劳务以摆脱经济困境。韩国建筑工程公司抓住机遇，不断向中东输出劳务。韩国企业界依靠在京釜高速公路建设和为应对越南“特需”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劳动力积极开拓中东建筑市场。

1974年9月，朴正熙任命金载圭为建设部部长，并指出“针对石油危机带来的外汇危机对策应到因石油危机而成为富翁的中东去寻找”，说明朴正熙政权已经做出了打进中东建筑市场的决策。

承建海外大规模的建筑工程需要大笔资金。韩国建筑行业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资金，韩国的大企业也不可能中标达1000万美元以上的建筑工程。

经过紧急协商，建设部制订出了海外建设支援方案，主要内容如下：（1）海外建设没有抵押也可以靠信用提供担保；（2）与商品出口一样，对建设出口收入免收50%的法人税；（3）由25家建筑公司共同出资成立韩国海外建设股份公司。

1975年12月，韩国颁布了《海外建设促进法》，其宗旨是要对建筑劳务输出给予支持与引导，从而增强韩国建筑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为了防止韩国建筑公司之间各自为战和互相压价，这项立法还规定参加投标的公司必须事先征得建设部的批准。事实上，这项立法给了建设部定量分配投标机会的权力。

1976年1月，韩国政府成立了中东事务研究所。研究所负责收集和整理中东的相关信息，为相关分析和评价提供依据，对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公司的预测发挥了积极作用。中东事务研究所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于1977年扩建为韩国国际经济研究所。

为了鼓励劳务输出，政府对承包海外建筑工程的公司给予了多种形式的支持。建筑工程公司得到政府批准后与海外签署承包合同，由政府控制的商业银行随即根据《海外建设促进法》代表建筑公司出具履约担保。随着海外建筑工程项目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商业银行对向超过5000万美元的大项目提供担保态度犹豫。

为此，部长协商委员会于1976年12月做出了实行商业银行联合担保制度的决定。1977年12月，政府修改了《银行法》，把担保的限额提高到银行股本的20倍。政府对建筑劳务输出所得设定较低的税率。1975年12月，建筑劳务输出单位所得可免缴50%的公司所得税。

韩国建筑工程公司之所以能打进中东建筑市场还缘于一个契机，沙特将举行宗教典礼，需要建设工期特别紧张的公路，但没有一家公司敢于承揽，韩国三焕公司承建下来。

由于工期特别紧张，三焕公司晚上点着火把进行建设，保证了二十四小时开工。沙特国王偶然看到这番情景，就下令多把工程交由韩国公司承包。

同时，伊朗也成为韩国另一个极有潜力的工程承包市场。1975年，韩国与伊朗在汉城签署协议书，规定在以后5年内，韩国为伊朗承建10万套单元房。此项工程为韩国带来15亿美元的外汇收入。

这一时期最能体现韩国建筑业成就的工程是1976年的海湾产业港——“沙特阿拉伯朱倍尔港工程”。现代公司在沙特阿拉伯承揽了合同款项为9.4亿美元的“朱拜勒港口工程”，这是国际建设历史上千载难逢的大项目和20世纪的世纪性工程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的港口工程，项目资金总额相当于韩国当年财政项目预算的一半。

现代公司在与美国、英国、西德等国的九大著名建筑公司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中标，并历经苦战提前完工。韩国人以诚信和干劲在中东赢得了“高丽第一”的美誉，当时整个韩国的建筑行业都被认为是世界一流的。当朴正熙向郑周永询问在中东的成功秘诀时，郑周永回答说“全靠诚实劳动的勤劳者”。

1973年，中东市场的韩国企业只有三焕一家，1975年增加为20家，到1979年更是一跃而为60家。1974年中东地区只有395名韩国劳动者，1982年增加为172968人，相当于韩国全体劳动者的4%。这些企业一开始中标的都是道路等工程，不久就参与到了电力通信和建筑工程部门，最终参加了港口等一整套设施的建设。

1974年至1981年的8年间，韩国同中东签署的建筑工程合同总价值达到411.4亿美元，占同期向海外建筑劳务输出总额的93.5%。仅1981年的中标额就高达13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1982年与美、英、德等国企业合作中标22项，总价值达22.6亿美元。

1973年以前，韩国的大部分外汇来自越南和派往西德的矿工和护士。越南战争结束以后大部分外汇则来自中东地区。中东建筑劳动者汇入国内的外汇，1973年就已突破1亿美元。1975、1976、1977、1978年和1979年的汇入金额分别为1.58亿、3.08亿、5.84亿、7.69亿和11.58亿美元。

1977～1981年其汇款占海外汇款的81%，建筑劳务输出对经济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经常项目收支状况明显好转，失业率显著下降。派到中东的建筑劳动者向本国的汇款是改善经常项目收支、提高国民所得的重要来源。

1977年是韩国经济高歌猛进的一年，出口突破100亿美元大关，经常项目收支也得益于中东“特需”，自1965年以来首次实现了1200万美元的顺差。

第一次石油危机宣告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黄金时代的终结，发达国家纷纷陷入“滞胀”，而毫无石油资源的韩国却依靠开拓中东建筑市场的正确决策，不仅克服了石油危机，还为重化学工业政策的推行提供了有力支援，使之成为经济飞跃的跳板。

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面临现代化发展危机。为此，朴正熙在政治上选择了更为专制的维新独裁体制，经济上则采取了“8·3措施”和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重化学工业化政策的成功推行和中东建筑市场的“特需”，为韩国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韩国的建筑企业一部分已经成长为国际一流的建筑承包商，三星工程公司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迪拜塔便是其杰出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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