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今天（6月6日）开始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从4月底开始的这轮疫情这一刻才算是正式见到曙光。
反复的疫情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我们看到了餐饮、旅游和影视等行业的举步维艰，我们看到了上海封控下的人生百态，还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阴影中的事物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比如那些见不得人的亲密关系。
同事小柏上个月和他维持了三年地下情的女友悄悄分手了。
没有金钱纠纷、捉奸在床等狗血情节，小柏说就是因为长时间无法约会，感情逐渐就淡了，自然而然就分开了。
肉体关系是维系出轨、偷情男女间关系中最重要的纽带，这场疫情却将这根纽带切断了一大半。
首先是“可供亲密的场合”变少
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政策下，所有酒店、旅馆都必须严格执行扫码和身份证登记等政策。扫码登记不知吓跑了多少见不得光的野鸳鸯？
公众号冯仑风马牛在《性，疫情和避孕套》一文中曾提到，“杜蕾斯的母公司、英国利洁时集团在2024年4月就指出，由于人们‘勾搭’次数减少以及‘可供亲密的场合’变少，避孕套的购买量正在下降……2024年夏季，英国放宽了社交限制措施，避孕套销量随之上涨10%。2024年春天，疫情卷土重来导致的二次封城，销量又大幅下滑。”
英国零售商Superdrug的数据表明：酒吧和餐馆开业的那一周内，避孕套的销量增加了 65%。避孕套产业繁荣的希望，并不在封闭的卧室之内，而在于人们走出房间之后。
小柏和女友分手的原因正是失去了“亲密的场所”，分手前双方约会的场所便仅剩车里。在繁华的大北京城，找一处安静、安全的“车震”场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其次是出行轨迹在疫情下无所遁形
这则新闻背后实际隐藏着一桩偷情故事。
海淀甘家口的这名新冠病例曾前往房山区疫情的最初起源地窦店镇私会情人，因为担心暴露才隐瞒了自己的行程，导致自己上学的孩子被传染、学校被封控，自己最后也收获了一个被刑拘的后果。
偷情的代价如果是被刑拘，恐怕所有出轨男女都不愿意再为激情或寻找心理（生理）安慰冒险。
有调查数据显示，在中国50.16%的离婚是由于另一方出轨，在婚姻中如果一方有不忠诚的行为，另外一方选择终止婚姻关系是很合理的。
疫情带来意想不到的影响便是客观上限制了出轨行为的发生，很多人被迫回归家庭，这一点从数据上也能够体现。
北京市民政局对外公开的数据显示，北京市2024年离婚44582对，离婚率下降41.4%，为2024年以来最低值。
数据来源：北京市民政局统计公报
离婚率出现大幅下降自然不能完全归因于疫情。2024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中关于“离婚冷静期”的规定才是离婚率大幅下降的主因，但疫情的影响也在其中有不容忽视因素，如上图，在《民法典》出台前的2024年离婚率便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最后是疫情下变差的经济能力无力维系双方关系
如果说美满的婚姻需要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那完美的情人关系则需要建立在成倍的物质基础之上。
双方约会吃饭、看电影、开房、各种生日、节日礼物，以及维系双方感情的一些日常小礼物，加在一起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经济条件好的条件下，这些东西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当其中一方失业甚至开始背负债务的时候，这些东西可能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网上有一组统计，说男性出轨率最高的行业是IT业，我觉得可信性非常高，因为我大学室友王浩就是这种情况。
或许有人读到过我的另一篇文章《疫情下的北京众生相》，知道王浩的故事。
王浩是一家互联网大厂的项目主管，媳妇全职家庭主妇，有两个孩子，但却不妨碍他和项目组里一个漂亮女同事小婷偶尔偷情。
这个女同事也是有妇之夫，双方都没想过离婚，俩人不约而同的出轨是因为一次聚会酒醉后的激情。之后这种关系一直维持着则是因为对工作的枯燥、婚姻生活的倦怠，希望凭借这种关系从对方身上找到慰藉。
双方在这次疫情之前从没有在金钱上产生过任何摩擦，甚至很多次开房的钱都是小婷主动付的。
王浩和小婷没有败给感情、金钱和世俗观念，却败给了疫情。王浩在今年初的这轮互联网裁员大潮中不幸失业，小婷因为工资低侥幸躲过一劫。
寻找新工作不顺的王浩心灰意冷之下选择卖掉北京的房子带着媳妇、孩子回老家，他和小婷这段感情就此无疾而终……
